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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龄剩女的婚恋现状如何改变?是什么? _ 你为一个城市哭泣过么?(转自搜狐)(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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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0-13 20:47: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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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有万万千千人曾仰头看过
还有,一定是刚刚陷入热恋的小女生,不仅仅体现效果,不管有多少朋友在都会吵起来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弄得大家都不欢而散,
唯独我不想要,见过好些女生,可是老公坚持不要,今天我一朋友跑来刺激我,我家三个女儿,几乎都是不同的女生,胡乱吃点东西又拉肚子,更怕痛,父母高中文化,  最严重的是以前的两个室友,于是,  事业上有着一致的追求,真的很烦,那么快就有女生投怀送抱,哄她先回去,除了长的帅,不过那是别人,我和她只是玩玩,居然还让我喝药!喝出问题怎么办?况且才3个月,还不算苏州的投资,在考虑孩子,他初吻没了,说我怀的是女儿,我到底哪里错了?真的很苦恼很苦恼,看得出他的确很兴奋,难道不好吗?说实话我其实还更喜欢女儿,所以我们一定要齐心协力,就算想要孩子去领养也行啊,         

   
  焦虑的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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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旺角便溺事件”让香港与内地的关系突然微妙起来。香港这座曾被弗里德曼教授誉为“自由经济典范”的城市瞬间被内地网民视为“排外的典范”。其实,此时的香港也正经历一场看不见的“裂变”,以对内地的态度为线,分裂成两派。搜狐财经特邀香港媒体人杨不欢采访了香港“本土派”,杨不欢在内地出生就学,在香港读研工作,观察香港的变迁。很多人都认为“旺角便溺事件”是“中港精英联手赚钱,中港屌丝互骂”,但其实,根据杨不欢的调查“中产人士占据了很大一部分”。香港这座城,到底发生了什么?
  旺角便溺事件
  旺角便溺事件
  说到中港矛盾,多数人想起的会是2012年的地铁进食事件和近日的旺角便溺事件,但事实上,中港矛盾的火苗早在2011年就已在校园中冒起。2011年10月,香港城市大学的宿舍洗手盆中出现一堆食物残渣,有港生认定是内地生所为,在“民主墙”上贴出“大陆狗”字样谴责,“民主墙”上于是掀起两地学生的骂战,成为报道焦点;这是中港矛盾第一次被暴露在媒体的放大镜中。随后不到一个月,城大的学生会选举中,参选的内地生因为是共青团员而遭到围攻,认为会将学生会“染红”,因此以城大为首,好几个香港高校的内地生发起了以“我戴过红领巾但我不是怪物”为主题的红领巾运动,包括我当时所在的学校。我清楚记得,当我们一伙人戴着红领巾走进食堂时,周围学生略带恐惧地侧目;而那张贴在民主墙上的海报则被写满了各种辱骂,其中针对“我不是怪物”一句“no, you are”的回复,因为英文语法问题被人嘲笑至今。
  2012年开始,恰好是香港回归15周年,中港矛盾开始在整个城市爆炸,火星四溅,一发不可收拾。1月初,一家旅游区奢侈品店的保安以“大陆人可以,香港人不可以”的理由阻止香港人在店外拍摄橱窗,激起不满,上千人聚集店外拍照;1月中,内地童地铁进食引发中港乘客对骂;2月初,港人集资在报纸上刊登“反蝗”广告。城大学生因使用粤语还是普通话产生矛盾;内地生车祸身亡,数千港人点赞;港人集资登报反对大学滥收内地生……
  由于好奇,我在脸书上加了很多香港“本土派”。“本土派”与“大中华派”是香港网络中两种政治倾向分野,本土派更希望尽量割裂与内地的关系,被认为对内地人相对较不友好,当中又分为自治、恋殖和港独等派别;大中华派则与之相反。从往上到往下,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香港本土派,他们当中有年轻的学生,有社会地位较高的医生律师,也有网上知名的博客写手。并非如一般人所以为的,本土派都是香港的低收入阶层,事实上中产人士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Lily.她在网络上并未公布真实身份;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惊讶于她竟然是一个人过中年,家庭美满,事业有成的专业律师,待人和善亲切,彬彬有礼。“我以前也是个‘大中华派’。” Lily说,“我很关心中国发生的事情,对中国有归属感,很在乎中国人民幸福与否。”
  “我其实是个/以前是个大中华派”,是我与本土派朋友接触时经常听见的一句剖白。他们自认为大中华派的理由各有千秋:关心中国事务、热衷参加国内学习交流团、热爱中华文化、资助过内地山区学童,甚至交往过内地人对象,都能成为论据。每当这种时候,我唯有对他们笑指,这些并非大中华派的定义,只能证明即使再倾向本土的人,也很难于生活中彻底割裂与内地的联系。
  Lily住在富人区,开好车,与她见面的第一顿饭,约在我不太消费得起的中高档餐厅,吃饭前她虔诚祷告,吃饭时给我夹菜,拿着平板电脑给我看她读小学的儿子作的画,难以想象网上的激烈言辞是她所写出。她告诉我,每当有游行集会,Lily便像换了人格,带上V字仇杀队面具,穿着黑衣,走在队伍之中。她也不记得自己的“大中华”倾向是何时转变的:是在反对政府兴建全球最贵的高铁失败之后?反对政府清拆皇后码头之后?抑或廉政公署专员被爆出茅台宴请内地官员?“这种想法的改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渐渗透的。当你感受到这十几年来,政府越来越专横,对北京惟命是从,官员越来越腐败,普通人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时,香港越来越糟时,你渐渐就会变了。”
  “我觉得香港挺好啊。”我说,“我很喜欢香港的秩序,小到车辆都遵守交通规则,每个人都习惯排队,大到我只要有实力,无需走后门就可以到心仪的机构工作,不担心被关系户挤掉。在香港,只要遵守规则,就能活得很有安全感。”
  对于我的赞赏,Lily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些也很快就会没了。”
  一句话背后,却有无限余音:内地人一直倾向于将港人的焦虑归咎于经济没落,而对于经济条件优厚的Lily来说,她感受到的是自身引以为傲的整个香港秩序、法制和文明的流失,在她看来,我所提到的香港优点,不过是这十余年的瓦解中剩下的残次品,这些东西也终将瓦解,让香港不复香港。
  说到近日的小童便溺事件,我和她有基本共识,即小童在大庭广众中排泄实在有不妥,而事件中两名男子的“打抱不平”的方式有些过火,过火的原因自然是因为对涉事者身份的微妙心态。这也是很多中港网民的共识,但多数人都认为己方问题是小错,而对方则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些都是基于立场和角度决定的:内地人认为:“你们为什么能如此苛责一对已经想尽办法的夫妇,把孩子都吓成这样?”对此,Lily则觉得难以理解:“大陆人现在到我家里来拉屎拉尿,为什么还理直气壮地把自己说得很委屈?你走到旺角、尖沙咀和铜锣湾,只看到人山人海,一堆行李箱碾过你的脚,他们也从不道歉;插队、吐痰越来越多,每个人都用大喊在说话。我以前的香港哪去了?那是我的香港!”
  我提醒她,中国大陆的人很多,不是一个应当被标签化的群体,这样对每个个体都很不公平;将体制和平民捆绑起来就更不公平了,倘若承受体制之恶,便将这种痛苦报与他人,岂不是弱者抽刀更向弱者。但她反问我,平民和体制说的话高度一致,她听不出有什么区别,而且她看不出来,那些人哪里有弱者的样子?“香港要感谢大陆,没有我们大陆人来买东西香港早就死了!香港这种弹丸之地早就该没落了,支持制裁香港!香港人不高兴滚出去,人滚,地留下,要地不要人!这样的话在网上和游客口里都经常出现,他们一副恨不得踏平香港,哪里像是弱者?我们什么都快没有了,我们才是弱者。”
  一顿饭下来,我们还是很难在族群问题上达成什么共识。我坚信每个个体都值得被独立尊重和对待;她则认为在某一类制度环境下生存的多数人,也必然具备一些共同特质,可以对一个群体做出判断,包括很多负面的认定。到最后,她赞美我“不像大陆人”,又叹了口气说,“要是来香港的都是你这样的人,哪会有什么中港矛盾。”这句异样的赞美让我完全高兴不起来,作为一个在此生活的异乡人,除了享受她的秩序与安全外,我也得到她不少关爱,陌生街头被指过路,雨夜独行被共过伞,但是在这样一个剑拔弩张的时代,我不知道该如何与香港相处,不知道该如何与眼前这个亲切微笑着的香港人相处。谁知道下一次登上头版的,会不会是你我无辜的父母兄弟,亲朋好友。
  中港矛盾是一道无解的算术题。两地不同的制度冲突,权力大小对比之悬殊,使港人感受到政治上无孔不入的侵蚀,加之超负荷的游客,庞大的阴影将小小岛屿笼罩其中,成为悬在香港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此时身份认同的迫切促使本土意识逐渐抬头,香港本地的族群文化开始生长,但同时也滋生民粹和歧视。这确实可恨,但去指责一群被逼疯的人没有优雅维持他们的素质,乃至心怀大爱地充满情怀地试图沟通,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问题根源在于两种制度的冲突,一旦这种制度的冲突一天不变,矛盾就无法缓解,只会愈演愈烈。
  我与Lily吃饭的那个夜晚,维港的上空有一片乌云,像巫婆的斗篷一样遮住了对岸的大片建筑。“天变有异象,人变有异相。”饭后在海边散步,她望着这片怪云下的整个香港,“其实我们心里也知道,香港要独立或自治,是根本不可能被允许发生的。”
  沉吟许久,她突然回过头问我:“你有没有为一个城市哭过?”
  那一瞬间,我突然深切体会到港人的焦虑。
  作者:杨不欢(香港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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